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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技術如何適配國家機器

    ——技術治理的運用場景及其限度

     

     

    現代國家是一個技術裝置,技術治理是其權力實踐的重要表現。然而,國家并非一個抽象的政治實體,而是在辦公室、街頭、窗口和網絡等不同的場景中開展治理活動的。不同的治理場景意味著不盡一致的技術要求。技術治理的限度在于,在單一治理技術與多元化的治理場景之間和在技術的規范統一性和事實全面性之間存在固有矛盾,制造出去政治化和泛政治化等技術迷思現象。當今世界進入了技術化社會的時代,技術治理既面臨著國家認證能力不足的問題,亦面臨著技術與規則的異步困境。

    作為技術裝置的國家:基于隱喻的視角

    在認知語言學看來,隱喻不僅是詩意的想象和修辭多樣性的一種策略,還是我們思想和行為所依據的概念系統的基礎;而這些概念系統不僅關乎我們的思維能力,還同時管轄著我們日常的運作。就隱喻性概念的生成而言,沒有什么人類本能比領地觀念更為根本,人們習慣于在其周圍加上界限以界定領地,從而對物體進行量化。國家本質上是建立在領地觀念基礎之上的政治實體。因此,關于國家的空間隱喻不僅形象地揭示了國家本質,也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國家權力實踐(統治/治理)的邏輯。

    在西方思想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國家隱喻如利維坦、牧羊人隱喻,都或多或少地隱含著空間隱喻。在霍布斯的描述中,利維坦代表著自然的政治統一體,是人類社會避免叢林法則的產物。可見,利維坦隱喻的基礎是叢林這一人類社會隱喻。牧羊人隱喻則將執政者視作牧羊人,羊群則是被治理者,牧羊人分配食物,引導羊群,指出正確的方向。只不過,在柏拉圖那里,牧羊人并非城邦權力主體,而只具有輔助行政功能。因此,牧羊人隱喻的基礎是牧場這一城邦隱喻。就空間的物理形態而言,叢林和牧場都是典型的開放性空間,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權力實踐的基本邏輯是占領(土地)、統治(人口),其目標都是直接獲取資源。

    一直到18世紀以后,源自基督教牧領制度的治理術進入政治領域,使得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已不如國家的治理化那么重要。至此,作為一個政治符號,利維坦這個巨人形象的主權代表人已經從內部死亡;但作為機械裝置和機器的國家仍然運作良好,絕對王權國家變成了一個技術工具。一旦國家機器聯系在一起,一種封閉運作的、可控制的空間隱喻就此產生出來。這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科層制這個概念。自從科層制概念出現以后,這種具有職業化、專業化、等級制等理性化特征的國家權力結構,就成為社會組織的理想類型。從空間隱喻的原型看,一個科室(辦公室)既是一個物理場景,也是管理等級制中的一級。與叢林、牧場的傳統國家隱喻不同,辦公室的現代國家隱喻是一個封閉空間,是一系列科層行政技術裝置的結果。

    福柯對這個技術裝置有深入分析,并以圓形監獄隱喻取代了辦公室隱喻。概言之,國家通過一整套的方法、知識、描述、方案和數據的規訓技術,對社會的一切細節和一切關系進行深入干預。在規訓社會,個人被按照一種完整的關于力量與肉體的技術而小心地編制在社會秩序中。福柯認為,規訓權力得益于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和檢查這三種簡單方法。可見,圓形監獄并未超越辦公室隱喻,它所揭示的現代國家機器的裝置技術,本質上仍是科層制的典型特征。只不過,這一技術從國家機構內部擴展到了社會生活中。與之類似的是吉登斯關于民族-國家是權力集裝器的隱喻。就物理空間形態而言,集裝器是比辦公室和監獄更為封閉的空間,為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的集中提供了可能。

    作為對韋伯式國家定義的修正,米格代爾用權力競技場隱喻了國家和國家實踐的分離。在他看來,一方面,國家普遍被認為是具有凝聚力和控制力的組織;但另一方面,國家并非有機的、未分化的行為者,社會力量——包括國家——之間的沖突以發生在無數的社會競技場內的斗爭和妥協為中介。從物理形態看,競技場既非如辦公室那樣的封閉空間,亦非如叢林和牧場那樣的開放空間,而是一種半封閉、半開放的空間。事實上,在現代國家的權力實踐中,街頭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權力競技場,它既為生產行政權力提供了舞臺,又為其他社會力量的存在提供了空間,貓鼠游戲主宰了國家實踐。

    國家隱喻從開放空間到封閉空間的轉向,伴隨著國家作為技術裝置觀念的出現。19世紀下半葉尤其是電力革命產生以來,歐陸一些學者主張將科學技術運用到社會變革和改造活動中來,主張社會運行的理性化尤其是政治運作的科學化,這便是技術治理的基本主旨。具體而言,它包括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國家治理方式的技術化以及國家的技術化過程。前者指的是國家運用新技術來提高治理效能。比如,正是統計學的發展,使得近代國家可以對其構成要素的領土和人口進行描述和分析,從而提高了治理能力。后者則指的是基于技術支配的新的國家治理形態的形成。近代國家在廣泛運用統計學的同時,也實現了從主權向治理的轉向,治理術和制圖術等治理技術重新定義了國家。

    從國家隱喻的視角看,現代國家越來越有技術裝置的特征,技術治理已是其權力實踐的重要表現。然而,需要考量的是:(1)技術治理既是一種行政活動,也是一項政治活動。人們較多關注技術是如何讓治理活動更加高效便捷,卻極少討論技術治理的正當性及其對政治社會的影響。(2)一如國家的空間隱喻所示,國家治理活動是在不同的場景中進行的。那么,不同的治理場景,對技術治理會產生哪些不同的影響?本文將結合經驗證據,對技術治理在不同場景中的運作邏輯及其限度做一些反思性研究。

    技術治理的運用場景

    國家的空間隱喻幾乎都是以物理場所作為原型的,不同的場所特征隱喻著控制技術的精細與否;反過來,場所的物理特征(如開放/封閉),本身就是一種對領土、人口等治理信息的分析和干預的空間技術。在這個意義上,技術治理本質上是一個場景化過程。簡單地說,場景化指意義賦予和行動存在均依場景而觸發,指運用情景觸發行動者特定情緒或行動的時空設置已經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隨著技術化社會的來臨,國家的機器裝置已經超越了物理空間,延伸到了虛擬空間。也因此,技術治理的場景化不再僅僅表現為傳統的屬地管理,還依賴于非物理空間的場景治理。從空間屬性和信息的可識別性出發,技術治理的運用場景主要有四類(見圖1)。

    1:技術治理的運用場景

    場景1:在這個場景中,治理信息可識別,通過屬地管理來開展治理行動。從隱喻的角度看,辦公室是這個技術治理的理想型場景。自從科層制出現以后,人們便設想國家和各類社會組織的治理過程是精確、可控和可預測的。一方面,治理行為是在一個可控的物理空間中展開,每一個治理場景都對應一個具有明確邊界的物理空間。通過行政區劃,治理層級和轄區面積形成對應關系,層級越高,轄區面積就越大。通過專業化分工,不同的部門也對應不同物理空間。監獄、醫院、學校等機構既是人們生活和工作的一個物理場景,也是服務于規訓與懲罰的治理空間。另一方面,依賴于科層制行政技術,行動者的信息是可識別的。在科層體系內部,依賴于一系列的控制流程、技術、儀式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實現了上下級之間的信息識別。比如,職級、職位和榮譽制度,甚至于制服,都是典型的信息識別機制。事實上,這些信息識別機制亦是一種場景化行為,治理者一旦以標準的行政/執法程序出現在特定的物理空間,便意味著治理行為的啟動,被治理者在識別出相關信息后亦會采取相應的行動。

    之所以說科層制是技術治理的理想場景,是因為它伴隨著國家本身的治理化過程。首先,國家具有較強的運用技術開展治理活動的沖動。科層制雖在前現代社會即已產生,但它全面主導國家這個政治組織卻是機器技術的產物。簡單而言,從組織和技術關系的角度看,工廠不僅是人類生產活動的組織形式,更是改變這種形式的場所和力量。機器技術的發展催生了工廠組織,進而讓技術治理的核心立場,即科學管理和專家政治成為可能。因此,一旦國家也按照工廠的組織形式建立科層制,并把治理活動當成是一個生產活動,則必定會計算治理過程的成本-收益,對先進組織技術的運用就甚為重要。

    其次,科層制不僅是一個技術,也是一個程序,它反過來改造了國家本身。如前文所述,18世紀以后,國家權力實踐已經從占領、統治等彰顯主權的行為,轉向了對人口、國土等治理對象的可治理化干預。為了實現可治理化,被認為是有效的技術被源源不斷地裝置在國家機器內。因此,科層制行政隨著現代技術而擴張到國家治理的各個領域,趨向于將不同類型的物理空間都改造成科層制場景。比如,村莊、街頭等邊緣地帶,隨著國家政權建設被納入了科層制行政的軌道。即便這些領域是開放性的空間,但國家機器也試圖通過治理術實現治理信息的可識別和國家權力的在場。

    場景2:治理信息難以識別,卻又通過屬地管理來開展治理活動,街頭是這個技術治理場景的理想類型。如果將社會視作國家治理的整體性場景,那么,這個場景并不像是辦公室圓形監獄這樣的可控的空間形態,而是更接近于競技場這樣的空間形態。事實上,國家作為一個權力的場域,受國家觀念與實踐二重性的形塑。國家普遍被認為是具有凝聚力和控制力的組織,但國家在實踐中并非有機、未分化的行為者,亦需要和其他社會力量爭奪控制權。街頭行政場景的特征是如此明顯,以至于自成一類。一方面,無論是對于國家這個治理者,還是被治理者,街頭都是一個陌生的、流動的空間,人們之間往往是匿名的,治理信息亦是變動而難以精確的。另一方面,在制圖術的治理實踐中,任何一個物理空間,哪怕它是名義上的國土疆域,也會根據國家治理的需要進行編碼,成為一個可治理的空間。

    與科層制的行政場景相比,街頭的行政場景或許更具普遍性。從歷史上看,絕大多數前現代國家的治理都是一個街頭行政場景。概言之,國家既無法完全掌握人口、戶籍、土地等信息,也很難在基層治理中實現權力在場,而是將基層治權讓渡給了宗族、士紳等社會團體。從治理的事務上看,國家很難管理和控制所有社會事務,現代國家從關系到主權實現的國防、治安、稅收等職能擴展到醫療、教育、養老等生命政治,是一個漫長過程。哪怕是到了今天,國家對不同事務的介入程度和方式,都有極大的差別。因此,當國家不斷強化和擴張其職能時,也就意味著街頭行政場景將反復出現。

    街頭的場景化行為,并不是以簡單的控制和反控制的形態出現的,而是以行動者之間游戲的形態出現。概言之,國家權力通過區域化的方式,分割和編碼街頭這個開放空間,實現了國家的在場。在街頭行政場景中,國家權力占據主導地位,可以采取各種策略來形塑秩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家可以完全宰制街頭空間,被治理者往往通過各種戰術行為來塑造自己的生存和反抗的空間。如此,街頭行政的場景始終處于變化之中,行動者根據現場獲得的有限信息達成臨時妥協,一旦信息有變,行動場景亦會改變。

    場景3:治理信息可識別,卻是以不在場的方式展開治理活動,窗口是這一技術治理場景的理想型。依托信息技術的發展,政府流程再造一度成為世界各國政府機構改革的重要途徑。而今,各類政務中心、智慧城市設施和指揮平臺,都是典型的窗口治理場景。在辦公室、街頭等治理場景中,治理活動是以權力的在場為前提的;并且,國家權力在場還需要想盡辦法以人格化的形式呈現,并將這一信息準確傳遞給被治理者。因此,傳統的治理活動本質上依賴于面對面的社會互動。然而,信息技術在治理活動中的運用,實現了治理場景的轉化:

    一是開放和封閉空間屬性的融合轉化。在物理空間上,窗口集合了開放和封閉兩個空間屬性。窗口前是一個開放性空間,類似于陌生而流動的街頭空間,治理信息是不確定的;窗口后則是典型的辦公室空間,治理信息明確,且是標準化的。窗口通過明確的信息告知、辦事流程,將窗口之外的信息標準化,進而為治理者所利用。

    二是前臺和后臺的分化。信息技術的運用,將治理空間分化出前臺和后臺兩個場景。其中,前臺仍是一個在場的物理空間,依賴于面對面的治理;而后臺則是網絡空間,依靠信息和系統自主運行。在這個意義上,窗口本質上是附屬于信息技術的治理空間,窗口工作人員看似處于科層體制中,對被治理者具有支配權;但他們亦是附屬于系統的屏幕官僚,并無自由裁量權。

    相較于科層制行政和街頭行政,窗口場景本質上是一個不在場的技術設置。一方面,它改變了現代國家依賴于辦公室空間的權力生產機制。在科層制行政場景中,權力中樞的指令依賴于決策-執行體系,依賴于上下級之間通暢的信息傳遞系統。而在窗口場景中,信息依靠系統自動傳遞,權力實踐也不再依賴于對官僚的身體控制,辦事員只是接受系統的指令,而非上級指令。另一方面,窗口場景亦部分取代了街頭的場景化行動。比如,交通警察對違規車輛的貼單行為,既避免了面對面處罰所帶來的風險,又避免了街頭官僚的濫權問題。可見,窗口場景的不在場技術設置,取決于治理信息的充分識別和有效傳遞。20世紀6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的發展,為窗口場景在國家治理中的擴張提供了極大的機遇。但迄今為止,窗口場景往往只能解決那些簡單的、重復發生的治理事務,而那些復雜且不易處置的事務,因信息量較大且不規則,并不容易識別,也就難以在窗口場景處理。

    場景4:治理信息難以識別,且以不在場方式展開的治理活動,網絡空間是這一技術治理的典型場景。網絡空間是以計算機技術、現代通信技術以及虛擬現實技術等信息技術的綜合運用為基礎的新型空間,是人類用知識創造的虛擬空間。長期以來,以網絡空間自由主義主張為基礎的網絡烏托邦,一直是網絡空間治理的法律和制度的前提假設。但是,網絡空間并非與現實的物理空間沒有關系。事實上,網絡空間內部也有鮮明的政治控制和社會控制特性,在技術、域名、傳輸渠道等關鍵信息資源和基礎設施上,仍然是有主權邊界的。網絡空間犯罪已經成為當前社會控制的難點,嚴重影響現實社會秩序。乃至于,網絡空間是一個典型的技術發展遠超于治理規則的形成,進而容易產生異步困境的領域。

    網絡空間的治理場景主要有幾個特征:一是它依然遵循物理空間的治理規律。概言之,網絡空間的治理場景,仍然是以信息的有效識別為基礎的。只不過,網絡空間一般實行雙重認證機制。身份認證以國家認證為主軸,國家機構的備案、反欺詐、隱私保護等是一種公共權力;行為認證則交由社會主體,網絡服務提供者應要求用戶提供真實身份,并監督其網絡信息發布行為。二是它又與屬地管理制度具有截然不同的邏輯。概言之,網絡空間的治理場景,對不在場的治理技術存在嚴重依賴。網絡空間往往是一個虛擬空間,每一個行動者都有多重身份,都具有匿名性,網絡行為具有時空分離特征,它難以通過在場的屬地管理制度來開展治理活動。一方面,它對建立在工業技術基礎上的科層制行政提出了挑戰,對跨區域、跨部門的協同合作提供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在創造一個新的治理規則,某種意義上,雙重認證機制背后所隱含的多重治理價值和技術的融合便是典型表現。

    網絡空間的治理場景,標志著我們邁入了一個技術化社會的治理時代。技術不再是國家治理的工具,它本身具有了自主性。因此,國家治理規則反而要適應技術的需求,技術治理的反向適配漸漸成為一個頗為普遍的治理現象。

    技術治理的限度

    進入21世紀,技術治理已然成為公共治理的全球現象。一方面,治理技術的更迭為技術治理的擴展提供了更加強大的工具。比如,隨著信息技術的成熟完善,大規模的社會認證和治理成為可能。某種意義上,國家通過建立各個領域的信息數據庫,有效解決了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人員流動和陌生人社會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強化了國家基礎能力。另一方面,現代社會治理場景的多樣化,亦強化了技術治理的慣性。某種意義上,治理活動就是一種場景化行動。一旦某種特定的場景被建構起來,支撐場景化行動的治理技術就有了自主性,成為治理場景的有機組成部分。乃至于,當前的技術治理的場景具有多元化特征。而不同的場景,對技術的需求是不一樣的,治理目標、內容和技術之間是一個復雜的匹配關系。這就決定了,技術治理其實是有限度的。

    從信息識別的角度看,技術治理的使命正是通過識別和處理源源不斷的問題進而把社會清晰地呈現在國家面前,是國家認證的過程。所有國家都有意愿增強認證能力,但認證能力并不因意愿增強或技術提高而必然增加;從事實和規范兩個維度看,國家的認證能力并不是二者的算數加總,而是呈現出多種組合。因此,技術治理也呈現出四種形態(見圖2)。

    2:技術治理的四種形態

    代表弱事實、強規范,強調用整齊劃一的規范運用,哪怕治理信息的收集極其有限。這一情況,在街頭治理的場景化行動中表現尤甚。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發生了城市暴力興起的大事件,重要原因便是在城市治理過程中強推規范,但這與弱事實存在激烈沖突。21世紀初的身份認證能力仍然比較弱,嚴重依賴于規范性極強的戶籍制度和暫住證制度,這有悖于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事實。此后,公安機關通過調整法律法規,弱化了戶籍管理的規范性;同時,通過公安內網和城市監控系統,提高了身份識別能力和街面信息監控能力。如此,街頭治理場景的規范化和事實的全面程度之間達成了一定的平衡。但是,其他市政部門的街面治理仍然嚴重受制于強規范和弱事實之間的矛盾。比如,在行政執法化的趨勢下,城管等市政部門的街面治理行為越來越有強規范特質,但這些部門對街面信息的掌握程度嚴重不足,常常導致治理情境的崩潰。

    代表強事實、強規范,治理規范統一性和事實全面度都處于較強的狀態,技術治理能力較佳。科層制這個理想型的治理場景,便是一個強規范、強事實的典型表現。一方面,科層制本身就建立在合理性假設基礎上,依靠明確而穩定的規章制度運轉,具有非人格化特征;另一方面,科層制的實際運作,大多與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有關,作為信息處理中樞的辦公室是科層制的內在特征。通常而言,欲達到強規范、強事實的狀態,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通過區域化的機制,在治理空間的可治理化過程中實現強規范、強事實。它包括兩方面內容:通過制圖術規訓物理空間;通過治理術規訓人口。二是通過治理空間的轉移,來保證強規范、強事實的實現。本質上,圓形監獄便是強規范、強事實治理場景的極端化表現——一旦被治理者被從其他場景中轉移到圓形監獄等封閉空間,一系列規訓知識便可有效施展。問題在于,并不是每個治理空間都可以模擬辦公室情境,空間轉移也要依賴于國家的基礎能力(如認證、強制)。并且,規訓社會或許是一個認證能力較佳的治理場景,但從多維視角看,并不意味著是一個善治狀態。

    代表弱事實、弱規范,治理規范的統一程度和事實的全面性都不強。傳統國家因屬地管理能力不足,絕大多數治理場景都是弱事實、弱規范——國家既不掌握國土、人口等基礎信息,也無法干預社會運轉。在現代國家,弱事實、弱規范幾乎是失敗國家的代名詞。但哪怕是國家能力再強,也并不意味著不存在這一治理場景。比如,網絡空間一度是弱事實、弱規范的典型。在網絡實名制推行之前,國家(法律規范)對網絡空間的認證能力較弱,且沒有統一的根據規制網絡空間。結果是,網絡空間具有典型的無政府主義和烏托邦主義的特質。即便是到今天,以暗網為代表的特殊網絡空間,仍處于弱事實、弱規范的治理狀態。

    代表強事實、弱規范,指的是事實基礎足夠,但規范統一性不足,技術治理能力并未因信息的增加而同步提高。這一點,尤其是在窗口空間中表現尤甚。近些年來,各部門和各地都在推行信息化治理,幾乎所有治理事務都有信息認證系統。但是,在實踐中,類似一門式電子政務中心的運作,往往并未改變處于前臺的組織結構,處于后臺的虛擬結構亦因部門分割而存在信息的不可通約性。更為普遍的一個現象是,由于治理規范的統一性不足,政府治理的信息冗余現象較為嚴重——強事實并未轉化為治理能力。比如,由于存在分流治理機制,信息權掌握在條線部門,屬地治理反而弱化了,一些村莊甚至被迫卷入指標和數據空轉的狀態。

    可見,不同的治理場景對技術適配的要求不盡一致,只有信息全面性與治理規范的統一性相互匹配,才能實現理想的治理形態。在這個意義上,技術治理的限度主要表現為治理技術的單一性與治理場景的多樣化之間存在驚險一躍。當技術適配時,治理效能會大大提高;反之,則會導致治理效能低下。至少就目前中國的基層治理實踐而言,技術迷思現象或許不少于技術適配。

    一是去政治化現象。不同的治理場景隱含著價值多元化。盡管現代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演變為一種技術裝置,但并不意味著國家機器沒有價值訴求。在權威(合法性)與權力(行政)二分,以及政治與行政二分的政治架構中,行政理性化為技術治理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但歸根到底要服務于國家意志的表達和政治合法性的提升。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的治理體系通過行政科層化和項目制等技術設置,實現了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的轉型。技術治理雖然在程序技術上奠定了科層體系的合理性原則,讓行政過程獲得了程序合法性;但行政的規范化也很容易轉化成為工具化的經營技術,將政府的尋租行為形式化地包裝成為治理行為,用事本邏輯來表面地替代利益邏輯。其結果是,基層治理中策略主義盛行,去政治化現象蔓延開來。

    一方面,去政治化表現為治理技術無法勾連多元化的政治倫理。比如,已有研究表明,精準扶貧中的技術失準,根本原因是國家扶貧的幫窮話語與基層的幫能”“幫親”“幫弱”“幫需等社群倫理產生了分歧與張力,而社群倫理為基層施政的不精準提供了合法性支持。本質上,國家的幫窮施政倫理是通過塑造強規范、強事實的科層型行政場景來實現的,但它無法在仍然保留著弱事實、弱規范特征的村莊場景中貫徹到底,亦無法顧及地方性規范,導致社群倫理消解了國家倫理。

    另一方面,去政治化表現為反向技術適配特征。簡言之,行政科層化和項目制等指標系統看似科學、嚴謹,但特定治理場景中的信息認證能力卻還比較低,迫使政治意志反過來服從于行政過程。同樣以精準扶貧工作為例,扶貧工作體系具有強烈的技術治理色彩,從貧困戶的識別、幫扶到評估,都依靠全國統一的系統在運轉。但鄉土社會是一個模糊性社會,農村存在大量非正規經濟,農民收入難以精準計算。為了實現精準化,基層政府不得不借助政治勢能,通過中心工作及運動式治理機制反復計算,從而保證扶貧系統各指標間的邏輯關系。結果,社會的復雜性和政治的合法性,因治理技術的反向適配而出現了失真和削弱。

    二是泛政治化現象。與去政治化相伴隨的是,技術治理的迷思也會出現泛政治化問題。一般認為,技術治理主要指的是行政理性化,但很多治理場景中,技術治理的實現本來就是政治驅動的結果,僅僅是政治意志表達的技術呈現方式而已。在這個意義上,治理技術超越了工具意義,承載了諸多的政治意涵;一旦政治主體強烈干預治理技術的運用,則泛政治化就不可避免。

    泛政治化首先表現為技術治理強化了官僚病。迄今為止,科層制仍然是國家機器技術裝置的架構,它與生俱來的官僚病仍然存在。其中最為典型的是,上下級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由此帶來了控制和反控制的資源內耗。如圖2所示,一旦技術治理強調規范的統一性而不解決信息識別問題,并不能提高治理能力。哪怕是在辦公室場景,當治理技術嵌入科層制結構后,技術和組織并不必然會相互適配。即便是以解決信息不對稱為目標的治理技術,技術植入組織的過程也是一個歷時性的具有很強實踐情境特征的連續譜,在每個階段都會遇到不同的問題。在初級階段,技術僅僅是組織運作的工具,技術治理在某種程度上是上級控制下級、國家權力監控社會的手段。這時候的泛政治化表現為,技術治理是一種賦權工具。比如,當前的公共治理在某種意義上越來越體現出專家政治的特征,第三方評估、專家咨詢和民意調查等治理技術運用甚廣。然而,國家通過技術之眼觀察社會圖像時,它看到的可能是自己的倒影。無論是評估、咨詢結果還是民意反映,只不過是反映了技術購買方識別問題的意圖,以及考核、監督下級的依據

    一旦技術治理走向極端,技術脫嵌于組織結構,甚或反過來支配著國家機器的運轉,則很可能帶來權力濫用。事實上,圓形監獄這一治理場景,是對權力技術擴張壓制社會自主性的隱喻。更為普遍的是,技術治理邏輯導致了社會工程實踐,以清晰化、簡單化為特征的社會事實加工技術,因違背了自然規律,反而制造了失敗。尤其是,當今世界很可能進入了技術化社會的時代,技術環境已經和自然、社會環境一樣具有實質意義,技術和規則存在著異步困境,建立在屬地管理基礎上的政治規則并不適合非物理空間的場景,這也將導致規則濫用。比如,近些年共享經濟興起,技術成了平臺而非工具,個體不再依賴于組織就可以發生場景化行為。但對這一全新空間的治理,大多數國家仍然秉持屬地管理的治理方式,從而導致了諸多困境。

    綜上,技術治理是一個辯證過程。一方面,現代國家作為一個技術裝置,工業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發展,為國家能力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貢獻;另一方面,技術進步亦制造了新的治理場景,對治理技術提出了更高要求,國家能力卻不一定匹配。尤其關鍵的是,現代國家的技術裝置并未擺脫其作為政治實體的實質,這意味著治理技術始終要處理合法性問題。因此,技術治理的限度既源自技術本身的限度,亦來自治理場景的多樣化。

     

    近些年來,學術界討論技術治理限度的成果很多。但無論是批評者還是辯護者,大多極端化理解技術治理,并未細致討論技術治理的不同模式及其使用范圍。本文從治理場景出發,討論了現代國家這個技術裝置的運作邏輯。我們認為:(1)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看,國家本質上是建立在空間隱喻基礎上的政治實體。近代國家具有鮮明的機器隱喻,國家實踐內含著技術治理的假設。然而,這種空間隱喻是多元的,這也就意味著國家的權力實踐具有多元特征。(2)不同的治理空間意味著不盡一致的場景化行動,任何一個國家治理場景都意味著不盡一致的技術匹配。就目前的技術裝置來看,國家主要依據辦公室場景來開展治理活動。盡管也使用一些技術工具來形塑街頭、窗口及網絡的場景,但在信息可識別上始終存在矛盾。某種意義上,國家是通過單一的科層行政技術來開展不同場景的治理活動的,這必然導致治理和技術難以適配的問題。(3)技術治理本身存在規范的統一性和事實的全面性之間的矛盾,這一對關系在不同的治理場景中會制造更為復雜的技術迷思現象。在經驗證據上,技術治理因無法通約政治與行政,治理過程出現了去政治化和泛政治化兩種反技術治理的現象。

    當今世界已經邁入了技術化社會的時代,技術治理面臨更大挑戰。簡單而言,技術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治理工具,它本身具有了自主性。并且,技術已經成為治理活動的有機環境的重要一環,潛移默化地在改造著國家的技術裝置。技術治理既面臨著傳統命題,即如何提高國家認證能力以提高行政效率,增強合法性;同時它又面臨著新命題,即如何解決技術和規則的異步困境,創造新的治理場景。

  • 責任編輯:w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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